在巴黎，這一週幾乎都是雨水，直到每一棵杜樂麗花園的法國梧桐樹都落下了葉子，但在Seán McGirr於塞納河對岸的盧浮宮展示他的2025春季系列的那個晚上，城市卻沐浴在金色的九月陽光中。也許這幫助了這位36歲的都柏林人——不到一年前從JW Anderson工作室被挖掘出來——在向Kering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François-Henri Pinault展示一系列傳承設計時顯得如此從容，他用柔和的愛爾蘭口音解釋著他如何對這些設計進行變形：帶有渦卷翻領的Jermyn Street燕尾服、挑逗性而透明的crepe聖餐裙、搭配Eton花邊的橄欖球上衣。

不過，也許McGirr的冷靜只是相對的。距離在法國國立美術學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開場不到20分鐘，伴隨著每位VIP到來的狗仔隊呼喊聲在新古典主義的庭院中迴盪，在後台，戴著針墊的McQueen工作人員迅速忙碌，肩上懸掛的卷尺像彩帶一樣在他們身後飄動；穿著浴袍的模特們立正站好；而在房間的一角，刺繡工正在修剪將為秀場收尾的banshee造型頭飾上的銀線。

即使在喧囂中，這最後的細節仍然引人注目，同時向倫敦的夜間叛逆者致敬，也向Alexander “Lee” McQueen在1994年秋季發表的第二場時裝騷致意，那場騷在萊斯特廣場的夜蒲點Café de Paris舉行。然而，在今晚，守衛法國國立美術學院高聳的鐵門的保安人員比三十年前的觀眾還要多。我走出門外，正好看到Salma Hayek抵達，狗仔隊的閃光燈讓她的亮片裙在黃昏中閃閃發光。而當我回到裡面時，McGirr已經溜回後台，準備面對業界的評價。

在過去一年中，我跟隨這位設計師的幾個月裡——從他三月的首次亮相到九月的關鍵第二季系列——只有在後一場騷前夕，他才表現出他所承受的壓力。「我今天早上七點打電話給我的得力助手，說『我們需要把所有東西拆掉，然後重新組裝好』。」他在不到72小時前告訴我，語氣依舊輕快。我們坐在McQueen聖日耳曼臨時工作室三樓的一張不起眼的沙發上，四周環繞著模特板和鈕扣盤。儘管McGirr自認為是「時裝週的煙民」，在前幾天可能抽了比睡眠時間還多的萬寶路，但他對一切都充滿了熱情。從他設計的有著mohawk皮革羽毛的Birdee高跟鞋到受Louise Bourgeois啟發的新開發的蜘蛛網喱士。他擁有典型的愛爾蘭膚色——白皙的皮膚、深色的頭髮和大西洋藍的眼睛，給人一種永遠在運動中的印象。今天，他穿著一件染色的McQueen T恤，胸前繡著一個顛倒的骷髏，搭配著緊身牛仔褲和運動鞋。「我一直在忙著穿很多McQueen的衣服。」他說，「看到合身程度很重要，也要改進一些地方：有時候事情的結果並不像你想的那樣。」他的精靈般的面容上有一個右臉頰的酒窩，當他微笑時會顯露出來，而他經常微笑。

不過，雖然他讓人感到親切，但他也很苛刻。在我們樓下的工作室裡，在他的指導下，工匠們正在用象牙色的cashmere編織骷髏面具，並手工撕碎歐根紗，以呈現羊毛的效果。當McGirr決定連夜重新調整所有服裝時，團隊剛完成了三天的試衣。他向我保證，這不是為了故意擾亂工作，而僅僅是為了確保每個細節都能如預期般運作。這一過程是Louise Wilson灌輸給他的，Wilson是中央聖馬丁設計天才的傳奇導師。（Wilson的其他學生包括：Christopher Kane、Jonathan Saunders、Simone Rocha，還有——沒錯，Lee McQueen，他是1992年她的首屆畢業班成員；而McGirr則是她在2014年去世前的最後一屆學生。）

「在輔導課上，她會說『不，這不對……還不對』——但用著最粗俗的語言，就像一個足球流氓。」麥基爾回憶道，這是他經歷過的最大的耐力考驗，「她會說『去做這個工作，就這樣做』這非常實際。」

當Kering集團在2023年宣布Sarah Burton將離開McQueen時，許多人都在想，是否有任何來自這個歷史悠久品牌之外的設計師真的能勝任這份工作。如果時尚界喜歡談論符碼，那麼McQueen的符碼對於創意總監來說是獨特而困難的。2025年2月將標誌著Lee McQueen去世15週年，但他對整體文化的情感影響仍在持續。他的“Highland Rape”和“The Hunger”時裝騷仍然在X世代編輯的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作為90年代時尚最令世人驚艷的時刻；同時，千禧世代中那些難以分辨2.55與Lady Dior的人，卻在大都會博物館的服裝學院排隊等候長達六小時，來觀看“Savage Beauty”展覽，而Z世代的TikTok用戶則將McQueen 2003年的骷髏頸巾視為他們的個性象徵（儘管有些人在Karen Elson穿著它走騷時甚至還未出生）。

當然，Lee McQueen的故事是難以忘懷的，他的矛盾不斷被神話化：這位Savile Row學徒利用他製作英式垂墜西裝時學到的裁剪技術，發明了臭名昭著的Bumster褲子。他渴望人們對他的設計產生極端反應（「我寧願人們在我的秀上嘔吐。」他曾說過，「我想要心臟病發作。我想要救護車。」），但同時又推出了一系列與Target合作的舞會裙。他的東倫敦出身和凱爾特遺產激發了那些撕裂階級主義和帝國的系列，但他的遺產又不可逆轉地與英國的藍血貴族如Isabella Blow或Stella Tennant緊密相連。

McGirr對Lee的崇拜可謂是無與倫比——他最近一直在研究Blow 1989年在Gloucester大教堂的婚禮，而Tennant仍然是他心目中最喜愛的模特——他希望恢復這個品牌在早期所擁有的一些玩味侵略性。他在獲得這份工作後不久告訴我：「有一種知識性的怪癖，我很喜歡。這並不是明顯的性感，我認為這非常現代。」在他今年頻繁造訪McQueen位於King’s Cross的檔案館時，他繞過了更商業化的零零年代系列，專注於Lee的早期素描。「他的線條畫中有一種自信，讓人驚嘆——鋒利得幾乎像建築一樣。」同時，McGirr指出，「還有一代人無法接觸到McGirr——你懂我的意思嗎？」我明白。儘管在Burton的領導下，這個品牌優雅地成熟並精練了其主張，但McGirr希望他的McQueen能夠展現年輕的活力和他所稱的「內心的野獸」。

這並不是說他對Burton沒有「深深的尊重」，她是Lee的得力助手，從她在聖馬丁的學位時期開始，並且在她擔任創意總監的13年間將這個品牌變得獨特。如果Lee聲稱他在威爾斯親王的Anderson & Sheppard西裝的襯裡縫入了髒話，並在女王的衛兵帽子裡縫入陰毛——那麼Burton則是在2011年Catherine Middleton嫁入溫莎王室時，將九英尺的緞子展開在西敏寺的台階上。而Lee的靈感板上有著Marquis de Sade的《The 120 Days of Sodom》和Hans Bellmer的肢解娃娃，而Burton的靈感來自謝特蘭群島的Taatit地毯和北愛爾蘭的藍色亞麻田。對McGirr來說，挑戰在於在後者所完善的執行上進行拓展，同時捕捉前者的能量和前衛感，「McQueen就是關於張力，吸引與排斥、精緻與殘酷——還有，當然，前衛與商業可行性。」正如當媒體對Lee首個Givenchy系列的猛烈抨擊，Lee自己所說：「同時做到兩者是他媽的難。」在巴黎的後台，我在想這是否甚至可能時，這時一位戴著Motorola耳機的McQueen公關出現在我身邊。

「我們馬上就要開始了」她低聲說，「請就坐。」

從創始人在南倫敦的一個小公寓裡剪裁布料開始至今，McQueen已經走過了33年，如今的總部位於倫敦Clerkenwell的一棟六層、30,000平方英尺的建築內。當我首次造訪時，正值七月一個陰雲密布的日子，McGirr已經將他的工作空間從公司樓層搬到設計團隊附近，他正躺在淺色的松木地板上，檢查2025年度假系列的太陽眼鏡材料。（他自稱對設計的整體方法非常「貼近地面」——每一個投入生產的安全別針胸針都必須在樣品上留有指紋。）他對一種類似君主蝶的印花非常喜愛——「這不就是McQueen風格嗎？」他在展示時對我說，對於另一種孔雀石色的材料則不太贊同，因為他覺得這太過Gucci。「我對一副火焰造型的太陽眼鏡並不反對。」他補充說，並露出他那帶著酒窩的笑容。他在洛杉磯的調查之旅中見過這種眼鏡，對那裡的“opiumcore”時尚文化以及Playboi Carti粉絲在Melrose街上的大膽風格著迷。

如果青春是McGirr的一個創意基石，那麼他對經驗的尊重同樣值得注意。「McQueen非常重視工作室。」他說，雖然他引入了自己的一些設計師和裁剪師，但大多數在Burton時期工作的團隊依然在位，其中一些人甚至是Lee McQueen時期的成員。他的目標是利用他們的精湛技術，為英國時尚帶回一種冒險的刺激。「我把McQueen視為一個實驗和創意的實驗室。我告訴我的設計團隊：隨意玩弄——推動想法，直到它們變得強而有力，讓人覺得它們可以走向其他方向。」

正是因為與Lee的理念和作品的接觸，McGirr意識到「你可以通過衣服表達某種觀點，而這非常重要」——這使他在2007年高中畢業後從都柏林移居英國，在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學習男裝。然而，城市的放蕩不羈很快成為比課程更大的啟示。他的學生公寓正對著Camden音樂場館Koko，當時Amy Winehouse和Pete Doherty經常在其奢華的Disco球下出現——這些影響在他的靈感板上顯而易見。為了維持生計，他在蘇豪的Wardour Street夜間擔任酒吧服務員兼推廣者，期間經常能看到Kate Moss和Allegra Versace被狗仔隊追逐的身影。「我當時心想，『天哪!』」

在這段時間裡，他也真正開始接受自己的性取向。「對所有同性戀孩子來說，出櫃是一件艱難的事，特別是當你在學校裡並不合群時。」他說，儘管他很快指出他的父母始終非常支持他。然而，現在呢？「我很高興自己是同性戀，我每天都感謝上帝——我喜愛前人同性戀者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們的犧牲，而我始終與所有這些傑出的同性戀藝術家保持緊密联系——Kenneth Anger、Derek Jarman、Susan Sontag、Peter Hujar。我覺得代表同性戀者、為他們發聲和支持他們是我的責任。」

在McGirr於西區工作期間，他告訴我，他從未有足夠的錢而不必擔心——他更喜歡McQueen故鄉東區的夜店文化。正是在Boombox和Ponystep的夜晚，他第一次聽說了Wilson，並對向她學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成功獲得面試並經歷了她一貫殘酷的提問後，當他離開時，聽到她在走廊上叫住他：「喂，愛爾蘭男孩！有一個獎學金你應該申請，因為我知道你們這些學生：你們太懶了，錯過了這些機會。」這是她的方式，表達「我會給你一個獎學金，讓你能夠負擔學習的費用。」

這個獎學金讓他在經濟上得以支撐。2014年，他從Saint Martins畢業，帶著一個用圓珠筆塗鴉的牛仔褲系列，靈感來自Piccadilly的街頭小販和River Phoenix在《My Own Private Idaho》中的角色。這個系列被東京的一家精品店Candy Nippon全數購買。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McGirr的生活主線就是生活在城市的中心，並深入研究年輕文化。當Uniqlo從學校聘用他時，他搬進了東京澀谷的一間小公寓，直到凌晨2點在Tsutaya的書架上瀏覽，驚嘆於原宿的可愛文化。兩年半後，他搬到巴黎，與Christophe Lemaire更緊密地合作，負責他的Uniqlo系列，住在靠近皇家宮殿的「鞋盒」迷你公寓，利用空閒時間在Rue Léon Cladel拍攝年輕人和滑板手。（直到2023年，McGirr同時身兼設計師和攝影師，因其攝影作品獲獎並出版了一本攝影集。）隨後，他在Dries Van Noten找到了一份工作，安特衛普呼喚著他（他的首個系列是該品牌與Christian Lacroix的合作），然後他回到倫敦——首先擔任JW Anderson的男裝主管，然後又兼任女裝主管。

McGirr的McQueen工作室氣氛顯得格外民主。雖然他有自己的辦公室，裡面擺滿了1940年代的軍用椅子，但他很少待在裡面，更喜歡和團隊一起進行選角、設計和試衣。McGirr在一次對話中可以提到Caravaggio的《Madonna dei Pellegrin》，東京SCAI The Bathhouse的當代藝術展，以及攝影師Philip-Lorca diCorcia所特有的美國憂鬱。這也是Pinault直覺上覺得他適合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他說：「Seán代表了英國時尚中新一代的創意，他對高級訂製服裝和裁剪的熱情，以及他在藝術和音樂方面的豐富背景，與McQueen的精神完美契合。」然而，McGirr卻將藝術和時尚視為兩個不同的實體。他說，藝術來自於一個獨特的個體，而時尚則通常是由一個團隊創造的——在品牌當前的狀態下，這個團隊的範圍從英國Clerkenwell延伸到意大利的裁縫、英國北部的面料製造商、韓國的商品銷售商，甚至更遠。McGirr不止一次告訴我：「我不是在為博物館製作服裝。讓人們穿上這些衣服是非常重要的。」考慮到最近動盪的世界局勢，他希望自己的設計能成為一種現代的盔甲，「穿上McQueen就像是一種生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