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建築如人生》展覽主旨出自貝聿銘名言:「人生如建築,而建築是生活的鏡子」。展覽由兩任 M+ 設計及建築策展人陳伯康(Aric Chen)、王蕾(Shirley Surya)擔任聯合策展人,從6大展區:「貝聿銘的跨文化底蘊」、「房地產和都市重建」、「藝術與公共建築」、「權力、政治與賞識青睞」、「物料改良與結構創新」及「以設計重新解讀歷史」,將其作品與社會、文化及其人生軌跡交相對照,顯示建築和生活之密不可分。

綜觀貝聿銘的漫長設計生涯,他享負盛名,亦曾背負罵名,王蕾直言他“famous but understudied”。《貝聿銘:人生如建築》不但是貝聿銘首個全面回顧展,同時也是 M+ 博物館 2021 年開館以來首個建築設計展;從來不欲舉辦回顧展的貝聿銘,為以最終同意給 M+ 辦展?對於剛成立的 M+ 而言,又何以執意於貝聿銘?

1976年《Vogue》的貝聿銘肖像,由 Irving Penn拍攝。

1976年《Vogue》的貝聿銘肖像,由 Irving Penn拍攝。

香港的貝聿銘代表作 貝聿銘的香港情意結 
「從 M+ 要建立藏品開始,我們就在想哪一個 anchor artist 或 anchor architect,不用說,當然是貝聿銘。」王蕾指出,這個想法是 Aric Chen (陳伯康) 提出,「我們不是『香港博物館』,我們是“located in Hong Kong”,通過跨國、國際的視角來看亞洲、看香港。所以,有哪一個建築師跟這個地方有那麼密切的關係,又國際化,又有 70 年的工作生涯?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很清楚,只有貝先生。沒有人像他一樣在歐洲、美國、中東、新加坡、中國、台灣、日本都有影響力,他代表了我們的 local、regional 和 transnational 視野。」王蕾說道。

巴黎大羅浮宮計劃(1983–1993) 是其最廣為人知的作品,玻璃金字塔實現創新意念和技術突破。

巴黎大羅浮宮計劃(1983–1993) 是其最廣為人知的作品,玻璃金字塔實現創新意念和技術突破。

「要建立他的藏品,就一定要找到『東西』在哪裏,也要找到家人是誰,怎麼見到他,怎麼接觸到他。」——那時 M+ 連博物館大樓也未動工,團隊想盡辦法聯絡貝聿銘的家人、同事,希望得到支持。「2014 年,Sandi Pei(貝禮中)要來香港,我們要給他看我們的第一個建築展覽,在 ArtisTree 舉行的《Building M+: The Museum and Architecture Collection》,他看了後才說『OK,你們真的誠心要做博物館、展覽』,Aric 再找到 Calvin Tsao (曹慰祖),通過這個 connection,就說服了貝先生來讓我們進行這個 project。」貝禮中建築師是貝聿銘三子,一起設計香港中銀大廈、蘇州博物館新館等重要項目;而曹慰祖自 80 年初與貝聿銘共事,是北京香山飯店的建築師之一。「貝先生那個時候已經 90 多歲了,他不是那種會 self-promotion 的人,他低調、謙虛,需要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來說服他)。Aric 見到貝先生後,他才終於寫一個 email 說,『OK,我們讓 M+ 來做這個展』。」

貝聿銘最終向 M+ 點頭,他的香港情意結或許也是關鍵原因:他在這裏度過童年,香港中銀大廈是其代表作之一,香港是他喜愛的城市,「不只是他兒童時候在這裏,他的朋友全部都在這裏。而且如果你看到他的護照,transit point 每一次都是香港,他要去哪裏都會順便來這裏。Sandi 講過,他的衣服也是在這裏訂造。Patricia Pei (貝聿銘妹妹貝洽)也有跟我們講,他已經差不多一百多歲了,他仍會自己表達說:『我想念香港』。」

貝聿銘出身名門世家,父親貝祖貽是銀行家,中國銀行創始人之一;貝氏家族合照攝於1935年。

貝聿銘出身名門世家,父親貝祖貽是銀行家,中國銀行創始人之一;貝氏家族合照攝於1935年。

逾400件展品 展示不只中西的跨文化底蘊
正如王蕾所言:「可是要做展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因為沒有東西(展品)就做不了。」她續說:「你現在展覽看到的資料,50% 來自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貝考弗及合夥人事務所),其他的 50% 都是借借借借,很辛苦的,要 loan,要 hunt。」展覽共 400 多件展品,還來自合作客戶和機構、貝氏家族和私人收藏,不少更是首次公開亮相。

策展團隊抽絲剝繭,嘗試串連起這些線索,梳理眾多項目之間的時代和人物關係。沒有齊全的建築繪圖、手稿、模型各類文獻檔案,就沒無法理解他在設計背後周全的思考過程;但若只有建築類型展品,則難以全面而立體地表現出貝聿銘的人生觀與建築觀的緊密關連。

他在90高齡設計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2000–2008),為此深入研究中東文化。

他在90高齡設計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2000–2008),為此深入研究中東文化。

比如在展覽第一個主題展區「貝聿銘的跨文化底蘊」,有兩封貝聿銘美國求學時期寫的家書,分別以中、英文書寫,前者言辭文雅、字跡秀麗,後者就已變成美式英語,「這兩封信十分重要,可以看到他的教養和『底』,看那封英文信,非常的 informal,口氣都不一樣了!」從這兩封書信的轉變,就可以看到貝聿銘如何努力融入陌生的文化之中,生活或工作亦然。

此展區亦引述貝聿銘所說“I don’t think I shall feel strange in a strange land” (「我不認為自己獨在異鄉為異客」)。王蕾解釋:「他的 cross-cultural foundation (跨文化底蘊)不只是中西,他知道他自己不一樣,而每個人都不一樣,可是他還是要找到夠跟人家溝通的語言。所以這個『知道自己不一樣,可是又要融入』的態度,我覺得很重要,他全部 project 都是這樣子,紐約、歐洲、巴黎都不一樣。他也算是唯一在台灣、香港和內地(都有重要作品的)建築師,這也是一種融入,也是 openness。」

貝聿銘晚年回到家鄉建設蘇州博物館新館(2000–2006), 將傳統園林融入現代設計。

貝聿銘晚年回到家鄉建設蘇州博物館新館(2000–2006), 將傳統園林融入現代設計。

在收集和整理眾多文獻的過程中,策展團隊也釐清了一些有關貝聿銘的疑點。王蕾舉台中東海大學設計為例,「很多台灣學者都認為貝聿銘根本沒有參與,因為他當時在美國,主張全是陳其寬和張道康負責的。」50 年代東海大學委約貝聿銘設計校園,他雖遠在美國紐約,招攬了華人建築師陳其寬和張道康並派往台灣,但他仍高度投入校園的設計過程,從早期研究到後期的建造細節他都一一參與,「我們找的繪圖、書信全部都在紐約(貝考弗及合夥人事務所),就表示說他們(陳、張)還沒有去台灣之前,已經開始跟貝聿銘一起設計。台灣人說他沒有參與,他有參與啊,你不能這樣講。」

台中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1954–1963)的建築模型。

台中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1954–1963)的建築模型。

展覽佈局設計 營造「貝聿銘式」空間感 
貝聿銘以藝術與公共建築而廣為人知,重要作包括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大羅浮宮現代化改造計劃、MIHO 美術館、蘇州博物館新館、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等。他曾明言:「藝術博物館並非紀念館,應設計成吸引公眾來眾樂的地方。」(“Art museums are not memorials. They should be designed to attract the public to come here for sheer enjoyment.”)

對於策展團隊來說,如何在有限的博物展廳範圍內營造貝聿銘式的空間感,無疑是一大挑戰,「我跟設計團隊說,這個 exhibition 不能像藝術展,不能不能!做藝術展,你就把作品掛起或放在地上。我們不能這樣做,一定要給人們感受到空間裏有某種“Pei Feel”(貝聿銘的感覺)。」王蕾解釋展覽布局和動線:「對角線是這樣的,從第 1 個展區,轉 90 度角才到第 2 個房間,再轉 90 度角到第 3 個展區,然後到第 4 個展區,就全部(其餘展區)都看到了,有那種“Pei”的透視感,suddenly small then open,當你看 National Gallery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 也是這樣。」貝聿銘的 MIHO 美術館也一樣,他受《桃花源記》所啟發,精心編排景物隱藏和浮現次序,讓觀眾先走過弧形隧道,到盡頭才看到美術館建築,最後豁然開朗。

「貝聿銘要求一定要有一個 focal point (焦點),讓人家可以看到對方或者經驗那個空間。『羅浮宮金字塔』裝置,就是我們的 focal point。」當觀眾走進第 4 展區,視線隨即就會被中間的大型金字塔裝置吸引,再望向周遭的展品。此金字塔裝置不但引人注目,同時具實際功用,「我們用它來講解關於羅浮宮 (設計爭議) 的故事。」

策展團隊透過多元化展品、模型裝置及展覽布局,讓觀眾進入貝聿銘的建築世界。

策展團隊透過多元化展品、模型裝置及展覽布局,讓觀眾進入貝聿銘的建築世界。

銅鑼灣新寧大廈 小項目、大意義
貝聿銘設計生涯之中,香港佔了兩個作品:中銀大廈及新寧大廈,後者原址位於銅鑼灣希慎道,惟於 2013 年遭拆卸重建,現成為利園三期;雖名氣遠不及中銀,但王蕾認為它正正代表了貝聿銘對公共空間的深思熟慮。「建築方面,貝聿銘也許覺得新寧大廈不重要,所以在他不同的 monograph 都沒有出現過。我自己根本都不知道新寧大廈存在,甚至已經在 2017 年拆掉。在網上很多人都抱怨為甚麼要把它拆掉,那個時候我不太懂,我以為它一個普通的建築物。」

新寧大廈雖已不復存在,但其大堂身影仍定格於經典電影之中《英雄本色》之中,畫面中一班黑幫分子從大搖大擺地從大廈步出,經門前台階走上行人路;之所以能形成這份戲劇張力,全因貝聿銘堅持將建築物往後移,騰出作大堂廣場,保留更多公共和綠化空間。「銅鑼灣是最擠逼的地區,他們就是用了這個大堂空間給人們行走,細節雖小但意義重大。他建一個大樓是看它們周圍的空間是怎麼被影響的,即使它只是一個小項目,我認為它對香港很重要。」

現在回顧貝聿銘的建築設計,對當下有何啟示?王蕾表示:「很多跟他合作過的人都說,雖然他很偉大,那些項目都是非常重要,可是那個也是屬於那個時代,那時每一個項目的客人都擁很大的力量,有很多資源。我們現在面對問題,不只是社會,是環境、地球資源等很多問題。」

M+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

M+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

時代不同,她認為更重要的是學習貝聿銘的建築價值觀和設計思考:「剛才我講到貝先生的一些優勢、一些價值觀,我覺得很重要。到底現在的建築師認為這些價值觀還是重要嗎?我不知道。也許不是。我覺得建築界這十幾年,不再關注 site,只在乎建築一座 nice building 而已。但當貝聿銘建築的時候,他知道會影響 neighbour,他為 neighbour 着想。我認為這些非常基本、classic 的想法,確實對城市非常重要。我常說他不是一個時髦或某某主義的建築師,他只是非常忠於基本元素,而美學也令人驚歎。我希望現在的建築師可以想到那些方面。」

回到是次展覽的主旨「建築如人生」(Life Is Architecture),王蕾這樣解釋:「他為甚麼會這樣說,因為做建築師一定要觀察生活,一定要跟生活有關係,你才可以設計好的建築物。我理解 life 的意思,是社會、公共、人、人性,所以不只是建築 theory。」而她強調:「包括我們,做 public 的,做 client 的,也能夠影響到建築,我們也是有責任,選怎麼樣的建築,選怎麼樣的建築師,造怎麼樣的建築。」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
日期:即日至 2025 年 1 月 5 日
地點:香港 M+ 博物館西展廳
查詢:www.mplus.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