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報導，法國新浪潮導演 Jean-Luc Godard 於昨日於家中辭世。而其律師證實，高達選擇了於瑞士以「輔助自殺」結束生命，終年享壽 91 歲。
高達乃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的先鋒，包括其在內的一群新銳導演在當時掀起的「法國新浪潮」電影革命，自此影響後世無數影人。隨着這群電影極富熱情的藝術家們至今也相繼離世，這次高達逝去，也代表法國新浪潮正式劃下句點。
作為新浪潮導演中最反傳統的一位。1959 年，自高達的開創性電影《斷了氣》（Breathless）上映後， Jean-Luc Godard 尚盧高達的名字開始在 1960 年代廣傳。過去電影評論家及紐約電影節創辦人 Richard Roud 更曾說：「電影分為兩種：高達出現以前，以及高達出現之後。」
他的電影製作方法非常激進，率先採用了跳切技術，鼓勵他的演員打破第四面牆，作為布列赫式「間離效應 」的一部分，並與他的攝影指導Raoul Coutard 一起，經常使用手持攝像機和無劇本拍攝。導演 Quentin Tarantino 對電影傳統不屑一顧，稱讚高達的能力是：「對電影技術嗤之以鼻，但總能找到一些巧妙的反技術版本的態力」。
高達認為他的作品是荷里活電影製作的對立面，他將其描述為 「主要由律師和經紀人製作」。 2010年，當他被授予奧斯卡榮譽獎時，他沒有去參加典禮，並對這一榮譽不屑一顧。 「如果學院喜歡這樣做，就讓他們這樣做。但我認為這很奇怪。」高達當時說。 「我問自己，他們看過我的哪些電影？他們真的了解我的電影嗎？」
Portrait du réalisateur français Jean-Luc Godard pendant le tournage du film ?Le Mépris?, en 1963, en Italie. (Photo by Jean-Louis SWINERS/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攝影是真相。電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Photography is truth. The cinema is truth 24 times per second.）
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
他在歐洲電影節上更得心應手，曾八次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提名，1982年憑《Passion》獲得榮譽獎，以執導的《芳名卡門》拿下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他曾九次獲得康城電影節金棕櫚獎提名，但從未成功。在2014年，他以《告別語言》獲得評審團獎，該片是一部刻意用3D技術製作的顆粒狀視覺散文，《紐約時報》稱之為 「令人困惑的美麗」。 2018年，他憑藉二維碼電影《影像之書》獲得特別金棕櫚獎，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該獎項。
他對荷里活的輕視是他反體制精神的一部分。在1960年康城電影節上《斷了氣》獲得好評後，他對一名記者說「我有一種對電影的熱愛不如一年前的感覺——僅僅是因為我拍了一部電影，而且這部電影受到了好評。所以我希望我的第二部電影會受到很糟糕的評價，這將使我再次想拍電影。」
這種態度也延伸到政治領域。他批評資本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並抨擊越南戰爭。他也是巴勒斯坦事業的長期支持者，儘管他對以色列的批評和對猶太教的評論導致了反猶太主義的指控，他在2011年曾對《衛報》說這種說法是 ：「愚蠢的」。
Le réalisateur français Jean-Luc Godard pendant le tournage du film ?Le Mépris?, en 1963, en Italie. (Photo by Jean-Louis SWINERS/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高達在1930年於巴黎出世，早年生活舒適，經濟無虞。他是家人四個孩子中排行第二，母親來自一個富裕的、著名的法國家庭，而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他的早期生活大部分是在瑞士度過的，1931年他們全家搬到了瑞士，儘管高達經常拜訪問巴黎，並在戰後更長期居住巴黎，1949年進入巴黎索邦大學主修民族學。
正是在就學時期，他發現了法國電影資料館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一個無與倫比的法國電影檔案庫。當他參加定期放映時，他對電影的迷戀與日俱增，鑑於他有成為小說家的願望，他開始為《Cahiers du Cinéma》撰寫關於電影的文章，與他的朋友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一起，他在電影院的放映中認識了他。
Claude Lelouch, Jean Luc Godard, François Truffaut, Louis Malle et Roman Polanski sont en grève par solidarité avec les étudiants français lors du Festival de Cannes en 1968, Cannes, France. (Photo by Gilbert TOURTE/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54年，杜魯福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譴責法國電影傳統，呼籲導演應像作者般工作，當時主張着電影應該有導演自己的風格與自由，就像寫文章，而不是大製作、大規模，風格嚴謹、保守刻版的電影，提倡電影該強調細節，讓生活走進電影。
這篇文章後成了新浪潮運動的宣言，杜魯福和高達以及他們的朋友Eric Rohmer、Jacques Rivette和 Claude Chabrol 成法國新浪潮運動的推動者。後來，杜魯福和高達發生了爭執，因前者轉為更商業化的電影製作，高達便譴責對方的作品，而杜魯福則稱高達是「一坨神壇上的屎」（a piece of shit on a pedestal）。
即使當高達進入電影製作領域時，他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名評論家，並解釋說我不是寫評論，而是拍電影。」 他還堅持認為他的作品存在於寫作的創造性修辭中。「我認為自己是一名散文家。」他在 1962 年 12 月為《Cahiers du Cinéma》撰寫的同一篇文章中寫道：「創作小說形式的散文，或散文形式的小說：只是我不寫作，而是選擇把它們拍下來。」
在《斷了氣》上映後，高達在 8 年內又製作了 14 部電影，成為新電影傳統的代言人，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當時大眾開始為了導演的名字而不是明星去看外國電影。 在此期間，高達經常與他的第一任妻子和繆斯女神Anna Karina 合作。他們的第一部電影《小兵》Le Petit Soldat 因涉及阿爾及利亞戰爭而在巴黎被禁，但Anna Karina 繼續出現在他的七部電影中，她在《女人就是女人》 （A Woman is a Woman）中的角色為她贏得了柏林電影節的最佳女演員獎。
兩人於1965年離婚；這段關係很不穩定，高達有長期失踪的傾向。他於1967年再次與 Anne Wiazemy 結婚，後者也出現在他的幾部電影中，包括《La Chinoise》、《Week End》和《One Plus One》。雖然這段婚姻正式持續到 1979年，但兩人早在1970年就分開了，當時高達與多媒體藝術家Anne-Marie Miévill在個人和職業上在一起。他們一起成立了一個製作公司 Sonimage，而 Miéville 在1972年發生嚴重的電單車事故後照顧着高達。他們一直是合作夥伴，直到晚年。
正如《Time》雜誌在1966年所說的那樣：「雖然他的電影一直是很難看，但也很難停止觀看。」，在1970年代，他把這一點帶到了一個新的極端。 1980年，電影教授Annette Insdorf 寫道：「他日益政治化、說教式的電影甚至開始疏遠他最熱心的崇拜者。」儘管如此，在許多方面，他的影響力從未減弱，而且他在20世紀80年代回歸到不那麼政治化的長篇電影製作，確保了他對隨後一代電影人的影響。
1968年，Susan Sontag 寫道：「高達不僅僅是一個偶像。他是一個蓄意的電影『破壞者』」，這種打破常規和擁抱新事物的精神一直伴隨著他到老。他接受了新的格式，在2001年的《In Praise of Love》中使用了數碼技術，在2014年的《oodbye to Language》中使用了3D技術——也許對於一個終生反叛者來說，他也變得對自己早期的成就不屑一顧，但這並不奇怪。 他在2011年對《衛報》說：「我不是一個導演，反正現在不是。」他續說：「我們曾經相信我們是導演，但我們不是。我們真的毫無頭緒，因為電影早已經結束了。」
原文轉載自《VOGUE》美國版
Editor
CHARLOTTE OWEN, KYLE T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