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是你我之間最大的共同話題，」Stella McCartney告訴她的朋友，藝術家Olafur Eliasson，在5月底的一次Zoom電話採訪中，Vogue加入了他們。自2001年創立品牌以來，McCartney在設計中從未使用過動物產品，這一點是著名的。她一直以來都在推動整個時尚行業提高透明度和環保意識，從衡量自己企業的環境影響和創新環保紡織品開始。
同時，Eliasson並不單把藝術作品掛在牆上沉思，而是通過創造體驗來喚醒我們的感官，讓我們認識到這個世界上經常被忽視的自然奇觀。以2003年他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The Weather Project》帶來的氣象事件為例——結合他用鏡子、光和霧的實驗，在六個月內吸引了200萬名遊客前來參觀——《Beauty 》（1993年）中那道難以捉摸的彩虹等待被發現，或者是在凡爾賽宮的現場裝置作品《Waterfall》（2016年）。
2018年，Eliasson和McCartney在彭博名利場氣候交流會上被CNN的首席國際記者Christiane Amanpour 介紹後相識。 「Christiane向前傾身，看著我的眼睛說，Eliasson很棒。」「我希望她也能反過來做同樣的介紹，」Eliasson半開玩笑地說。同時，McCartney堅持認為，Eliasson不需要介紹——他的作品《Ice Watch 》（2014年）安裝在彭博總部外，已經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Olafur Eliasson and Minik Rosing. Ice Watch, 2014. Bankside, outside Tate Modern, 2018. Photography by Justin Sutcliffe. © Justin Sutcliffe
在這裡，McCartney和Eliasson討論了後者在危機時刻對增強現實（AR）、可持續發展和創意的探索。
McCartney：「時尚行業是對環境危害最大的行業之一，而在這一點上，我們做的還不夠多。每一秒鐘就有一卡車的紡織品被掩埋或燒毀。你必須開始改變人們的觀念，讓這個數字變得令人振奮，而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怖；它相當於每年4,140億英鎊——這可能是一種商業模式。」
「即使在Covid-19封鎖之前，未來的年輕人也在改變他們的飲食方式、生活方式；他們改變了出行習慣，改變了觀看的內容——他們的意識更強。人們知道自己有力量；這是一種新的感覺，也是一種非常有希望的感覺。」
「但我還是會經常被問到：為什麼一個素食者的手提包和一個皮包一樣貴？因為不是大眾化的，所以製作起來需要更多的時間，因為我必須重新培訓人們如何使用不同的機器。 有機織物可能比死了的動物要貴。我因為把非皮革製品帶進美國而被徵收更多的稅。這些事情對你的藝術有影響嗎？ 」
Eliasson：「集體意識需要一個人成為一個共同的生產者，而不僅僅是一個消費者。要做到這一點，你需要讓他們知道布料來自於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並且可以以可持續的方式進行回收利用，這樣他們就可以成為故事的一部分，並做出自己的判斷。包容就是要相信參與我們的作品的人。
「我在東京現代藝術博物館有一個展覽《有時河是橋》，這個展覽（由於大流行病的原因）被推遲了，重點是可持續發展。其中一個問題是把我不能在當地生產的東西以最可持續的方式運到日本。原來，你可以把東西從柏林用火車運到北京，然後用船運到東京。
「藝術品運輸公司不願意通過跨西伯利亞鐵路運送作品，保險公司說必須要通過飛機運送才能給我買保險。我給公司打電話，說要告訴所有的同事，說他們不支持我上進。第二天他們回電話說：你說的對。我們就這樣做吧。我不得不把交貨日期提前了六週。消費者有決定權。」
Olafur Eliasson, Beauty, 1993. Photography by Anders Sune Berg. © © 1993 Olafur Eliasson
McCartney：「作為一個可持續的創造者，你做任何事情的那一刻起，你就犯了不可持續的罪。作為一個企業，我一直在嘗試用正確的方式來運輸東西。
「就像你一樣，我必須要想得更遠。我的公司花了三年的時間開發了一種可持續的人造絲。沒有多少人知道人造絲（viscose）來自於樹木，甚至時尚界人士都認為它是由塑料製成的。去年有多達1.5億棵樹被砍伐來製造布料。但我們在瑞典採購可持續發展的木漿，然後運過來。是什麼讓你如此重視環保？」
Eliasson：「我在丹麥和冰島之間長大，因為家庭的關係，我對冰島的鄉村生活很感興趣。我的父親是個藝術家，我們經常在峽谷裡閒逛，他畫的是神話般的象徵主義風景畫。我經常徒步旅行，很欣賞慢速和北極的大自然；苔蘚、地衣、熔岩、玄武岩、冰川、溫泉。」
McCartney：「太極端了。所以，是接觸到了大自然母親，才讓你意識到她是要被愛護和保護的。」
Eliasson：「當我去丹麥皇家美術學院學習時，我對那些通常看不見或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產生了興趣，比如溫度和光的質量。我還對世界的感知感興趣–我們如何知道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是真實的？這些都讓我更接近於理解人類如何影響自然，以及自然如何影響人類。」
McCartney：「那時候我們什麼時候忘記了我們是動物？我只是把我們看成了一體。也許我需要再讀一遍Yuval Noah Harari的《Sapiens》。」
Eliasson：「我把動物稱為「非人類」。我這裡有兩隻正式稱得上是狗的狗，分別是維哥和栗子，我一直告訴它們和我一樣擁有同樣的權利。」
「冠狀病毒危機放大了在場的概念，放大了本土的觀念。正如（法國啟蒙作家）伏爾泰所言：我們需要培養我們的花園。如今，我們的花園就是地球，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塊小小的地盤。現在需要有正確的工具和知識來培育我們的花園。我看到了一種新的多元主義的共鳴——你和我是不一樣的，那是相當美好的，我們不需要一樣。我在「地球日」（《Earth Perspectives》 2020 ）發布了一系列新的互動作品，描繪了九種不同的地球觀，聯合國正在想出賦予個性的方法。」
McCartney：「我媽媽以前常說人類以外的生命應該有律師，因為他們需要有人代表他們的聲音。立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尤其是鼓勵年輕的設計師和藝術家負責任地創業。在時尚界，現在還沒有鼓勵我這樣做商業的動力。
「一些有強烈信息的藝術家會相當生氣和沮喪，這在作品中就會表現出來，但在你身上就不會。我看到你的作品，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美，我不會害怕，也不會沮喪。」
Olafur Eliasson, Memories from the critical zone (Germany–Poland–Russia–China–Japan, no. 10), 2020. © © 1993 Olafur Eliasson
Eliasson：「一般來說，我是一個積極的人。除此以外，在社會科學和行為心理學中，積極的敘事會產生長期的改變，而基於恐懼的敘事則是短期的。我們想像中的未來是孕育希望的沃土。如果我們沒有希望，我們可能會為犬儒主義和民粹主義鋪平道路。
「我對那些充滿希望的信息很感興趣。愛爾蘭前總統Mary Robinson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環保主義者，她的工作方式就是這種閃爍著希望的光芒。我暗地裡對她有好多年的好感。」
McCartney：「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你明天就會接到Mary Robinson的電話。
「你也需要一個解決方案，人們需要一些事情來做。我一直在留意你的新的AR項目《Wunderkammer 2020》，再次有一種淡淡的情懷和感動。我知道你對AR很有熱情，你是如何利用幽默和希望與技術的？”
Eliasson：「即使我經常是一個非常實體的藝術家，但我還是會關注數碼世界，因為我對系統設計和生物設計的興趣。而現在，在疫情封鎖之下，這是一個沒有被關閉的空間之一。我們都愛上了矩形主義（對矩形形式的偏好），因為我們一直都在看屏幕。我曾與Acute Art合作過虛擬現實作品《Rainbow》（2017），所以我和他們商量著做一個AR作品，把外面的東西帶進來——雨、雲、彩虹、太陽、花朵、石頭、海鸚。」
McCartney：「你應該做一隻獨角獸，它們是最瀕臨滅絕的物種之一。」
Eliasson：「我們應該合作。」
Editor
Liam Free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