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 ICONS, REINTERPRETED.

張婉婷導演心中的電影 Icon 之一是馬田史高西斯(另一位是黑澤明)，80 年代到紐約讀電影也因為仰慕他。「我自己個性近他，喜歡大都會，喜歡(拍)真嘢。」到紐約讀電影的三年，是張婉婷電影人生最重要的起始。紐約是她移民三部曲的靈感之地，在這裡，她遇上人生伴侶羅啟銳，從此創作路上不再單打獨鬥，同時，她拍下人生中最重要的兩部作品《非法移民》及《秋天的童話》。

她愛的那個紐約，先進與摩登，跟人的窮困、潦倒是共生，與馬田史高西斯《Taxi Driver》拍下頹靡的紐約，幾近重疊，也是她真實流連，紐約唐人街獨有的氣質。「周圍煙霧彌漫，從地底、渠口升上來，色士風一吹起，一個人前路茫茫地走著。就是大都會那種美麗與落魄。」談及紐約，她總是眉飛色舞，像回到最神奇的過去。

「拍下《秋天的童話》，原來我紀錄了那時的紐約:龍蛇混雜，所有人都做著瘋狂的事，開片、小意大利就在我們(唐人街) 旁邊，都是黑手黨。那時我拍的 42 街，有好多妓女、白粉佬。」 如今變成了井然有序、乾淨得不真實的旅客區、迪士尼街。「原來我當時拍下了時代的寫照。」就像她後來的電影作品《玻璃之城》、《宋家皇朝》、《給十九歲的我》等，無一不是紀錄著時代之下人的命運，是如何飄搖，又如何企穩。

小時張婉婷的家境困窮，15 歲已經要賺錢養家、半工讀，據說大學學費也由朋友一份糧支持。直至計劃到紐約讀書，她說根本沒可能交到三年學費，身上只有一張機票及一個學期的學費， 80 年代初一人就膽粗粗來到紐約。「那時讀讀下無錢，就去唐人街找黑工來做。唐人街很細，全部都是非法移民和黑社會，我和他們做朋友，看看有沒有工作介紹。」

張婉婷後來回想那段經歷，深深影響她電影真實的質感，以人物為重心的風格。「不是因為我讀了電影，電影的知識你遲早都識，更重要是那段人生經驗。」她繼續講故仔:「當時放學七點幾，我們經過黑社會盤據的地方，漫不經意地經過，他們會好醒水問，食咗飯未，我說未，他們就會同我、羅啟銳一起食大餐，然後我們就求他們介紹工作。」她明明知道這班黑社會根本不需要兩個留學生工作，但仍樂意介紹兩人去佳麗影視租帶舖工作。

「所有的唐人街的黑社會、阿毛阿嬋都喜歡看香港劇集。1983 年仍是香港影視全盛的黃金時期，全人類也來租香港錄影帶，《大地恩情》、《大內群英》等，人人都想順序一二三集看下去，和我 friend 就留給他，不好的就說，無啊都租出去。他們為了和我做朋友，就開始說自己的故事給我們聽。後來拍下的移民三部曲，都是他們的故事。」張婉婷說《秋天的童話》的船頭尺，人物藍本就是當時在唐人街認識的「皺皮檸」，他會自創「茶煲」、 「yellow cow」等字。「不懂英文但創作很多奇怪的英文，講到流利但沒有人識聽。」他是張婉婷見過，最有趣味的人，他捱過文革，餓到要鋸豬皮、喝豬血。後來抱著西瓜練游水，從內地偷渡到香港，扮行船再跳船來到美國。

與其說《秋天的童話》是愛情故事，它更重要的一浸，是人流落異鄉的落魄與相知相惜。就像電影中來紐約讀書的大學生十三妹與在唐人街打工的中年爛佬船頭尺，他們的愛情得以成立，都是因為人在異鄉。張婉婷也深感，自己在這裡留學，打破了從前身在香港的掣肘與框框，與黑社會做朋友，聽他們的故事，移民三部曲裡的小人物，因而有血有肉。「雖然在香港我都沒有框框，但你很難去旺角找個爛佬做朋友。在香港有阿媽，同學嘛。但唐人街無，而你的朋友就只能是非法移民和黑社會了。」

張婉婷在大學教電影，總覺得現在的電影學生，實在缺少人生經驗。所以她常常叫學生，「唔好咁乖坐係度啦，出去蒲啦，去旺角識下黑社會，女同學咪找下妓女傾計囉。一定要把自己 open up，打碎所有框框，不要整天坐在象牙塔。」

2011 年開始，她為英華母校當義工，歷時十年，拍下一班千禧出生女生的成長故事，《給十九歲的我》，回想自己的成長，有著天淵之別。她十五、六歲時，父親去世，所以要擔當一家之主，賺錢養家。那時她倔強，阿媽問她想繼續讀書，還是出來工作。「那時女仔不需要讀這麼多書，你可以出來工作，做舞女又得，做工廠妹又得。我說不要，我想保持一貫的生活質素，我想住同一個地方，在同一間學校讀書。阿媽說:『咁要搵好多錢，要做好多嘢。』因為我排行最大，從那時開始，我變成一家之主。」

「所有我人生路向、價值觀、喜好等，都是自己尋找，沒有人指引我一條路。我的價值觀由自己定，沒有人理。所以很奇怪我的同學，第一次拍拖就嫁人，咀咀就已經要嫁給那人，也不用發生關係。她是不是真的喜歡那人?因為他們的價值觀是阿媽、阿爸 set 下來。以前沒有人管我，所以拍(拖)完一個又拍一個，拍到真的喜歡才會嫁嘛!到現在我仍覺得自己是對的。」自小張婉婷已經獨立特行，懶理主流社會價值或者規範、目光，自己心中有一把尺，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任性又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