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uccia Prada 受訪時曾言,時裝設計本身 並不能改變社會,只有當社會發生變化,才能反映 在時裝之上。由於二次戰後,物資短缺令服飾設計 貧乏太久,Christian Dior 花費多倍布料婀娜多 姿的 New Look,以及往後推陳出新的各式曲線 couture,才會在 1950 年代大獲全勝;1960 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使婦女走上平等之路,Le Smoking 的女人西裝才會席捲世人;1970 年代是 自由平等博愛的反建制年代,波西米亞主義和朋克 風格遍地開花……上一個十年的千禧年代,後現代 主義的混亂文化,已經很難再讓我們輕易得出,像 1980 年代是紫醉金迷的豪華、或 1990 年代的極端 簡約等結論。事實上,2000 年代開始已是街頭與 高檔並存,全球化下再無大方向。
2010 年代也是相近的,互聯網進一步打破時 空的界限,設計師更容易「參考」到前人創意 ( 同 時更客易被人發現,衍生監察文化 ),極簡與極繁 主義花開兩枝,各有分眾捧場。譬如 2010 前半 葉 Celine 的 Phoebe Philo 和後半葉 Gucci 的 Alessandro Michele 就是表表者。時裝界進一步 變成時裝工業 (industrialization) 的進程,社交 媒體、Influencer、名人文化和網購起了最大作 用,業界的商業化到了新高點,產生 2010 年代的 時裝圖景——貧乏、倉卒、計算——筆者無意月旦, 只是描繪現實,時裝終究是一盤生意,但商業得 來又有藝術就是高手——高手仍有,但在這環境已 不多了,如 Pier Paolo Piccioli 剛在北京舉行的 Valentino 高級訂製展與近年表現,就充分表現出 文化多元與時尚美感的平衡。
想 一 想,2000 年 代 我 們 擁 有 哪 些 最 inspiring 設 計 師? 起 碼 有 John Galliano、 Alexander McQueen、Alber Elbaz, 前 兩 者天馬行空,在視覺與思維上不斷挑戰前人, 後者大氣、瑰麗;但三人當中只有 Galliano 主理的 Dior 在商業上獲得成功。2010 年代更 商業化的時裝業,這類每次發表新作都令人嘩 然的設計師已經買少見少。2010 年代最紅的是 Demna Gvasalia、Alessandro Michele, 一方面他們或 kitsch 或 camp 的設計,高調、 標誌性、帶有大眾文化符號 (DHL、米奇老鼠、 Bernie Sanders),讓更多人接觸到時尚的趣 味,在 Instagram 年代是最佳商品——有甚麼 比一件印上品牌商標的運動外套更容易炫耀又 更容易駕馭?我們都知道禮服正裝更優雅,但 在急速生活中的大眾(時裝業要擴張必然是推 往平庸的方向),更需要的是波鞋 T 恤衛衣—— 他們竄紅之後,所有品牌都無法不推出更多便 服,因為這是倉卒的時代,講究氣質和內涵太奢侈。
Instagram 除 了 把 社 會 學 家 Thorstein Veblen 的炫耀性消費理論最大化外,也 深深改變了時裝業的市場推廣策略。上述 提及 Galliano( 尤其他掌舵時的 Dior) 和 McQueen 的時裝展,換在今天必然也是 搶盡收視的洗版景觀。但譬如 Versace 和 Anthony Vaccarello 的 Saint Laurent,他們的設計固然精彩,但沒用 上 90 年代超模或天后 Jennifer Lopez 壓 軸行騷,與巴黎鐵塔作天橋背景,未必足 以令時裝展幅射式傳播,成為網上熱話, 比任何廣告滲透更強。
如今的時尚廣告更因 Instagram,變 成 Influencer 的金蛋。奢侈品牌不但與 街頭品牌聯乘,更從對方學來“drop”的 藝術——時裝季度從兩季變成幾個星期就 有一批新品,以短期限定店發售,開售前後找來一批“Influencer” ( 他們屬於網紅、新種模特兒還 是有真知灼見的意見領袖的爭議先按下不表 ) 與產品合照, 以期得到「帶貨」作用。客觀上,對優質產品是推波助瀾, 但對不甚了了的貨品呢?如果用這樣 ( 相對容易 ) 的方法就 能保持人氣,財雄勢大的品牌是否就不須要花心思在設計 上?崛起中的 IG 購物感受不到剪裁、用料等細節,而同時實 體店如 Barney’s New York 則在 2019 倒下。這種風氣會帶 引下一個十年的時裝設計走向哪裏?
幾十年後回想 2010 年代的時尚,我們最記得的也許不是設計,而是做生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