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香港舉行第十次個人演唱會， 歌曲《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更是她首度獲得叱咤樂壇 至尊歌曲大獎，入行超過30年的鄭秀文依然站在高峰。在 Luke Casey 的鏡頭下，Sammi 以煥然一新的破格 造型登場。曾與 Sammi 合作《長恨歌》及《八個女人一台戲》的關錦鵬 (Stanley Kwan) 導演破天荒為《VOGUE》Hong Kong 作客席主持，與這位久未有接受傳媒訪問的天后對話。自《VOGUE》成立 128 年以來，全球發行的 26 個版本首次同步圍繞「 希望 」這一主題，採取一致行動。 關錦鵬導演與 Sammi 的對談，亦以「希望」開始。
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自信，年輕時的自信是比較虛浮、虛怯的，自己內裏是有很多不足的，成長後的自信是少了驚慌， 因為經歷大小事情和換來智慧，有了更多底氣，對於未來有更強的自信心。
鄭秀文
Sammi Cheng X Stanley Kwan
踏入清水灣製片廠偌大的studio，從早上拍攝到下午的鄭秀文 (Sammi Cheng) 仍然活力十足，閉關在家防疫多天的她更準備晚上拍攝新歌MV。與她相識超過15年的關錦鵬 (Stanley Kwan) 導演，來到化妝間與她寒暄，先閒話家常暖場，再為《VOGUE》Hong Kong帶來一場非一般的傾情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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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讓我們先談談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做到一些事情，我「希望」我的父母身體健康、開開心心。當中我們照顧他們的飲食、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除了這些，你有甚麼希望是你能力範圍內做到的？
Sammi: 當一個人談到「希望」時，其實當中包含了很多未知的因素，正因為這些因素，人才更需要「希望」，否則做人就會很絕望。「希望」帶有正能量之外，更幫助我們面對人生不確定的因素。至於作為子女，能夠做到的能力範圍內盡力去做，起碼不會後悔。父母的生與死，我們只能盡量提供一個最好的環境、醫療條件、生活品質、無條件的愛給他們。
至於說到壽命，我反而不會抱住很大的希望或失望，生老病死是生必經階段，其實都要順其自然，我只希望自己做到最好，令到這事情發生時，我自己沒有遺憾。我爸爸有糖尿病，固然我很希望他會乖乖戒口，但他做不做到呢？或者嚴厲的飲食，對他是否又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我不可能強加我的「希望」在他身上，也需要保持一個空間給對方。
Stanley: 今次的疫情，第一次令我們無能為力的感覺如此地重。常常「希望」疫情盡快完結， 我常常想起這個「希望」，反而令自己的情緒低落。你有甚麼感受？
Sammi: 我覺得對將來、或疫情抱持了一個「希望」，這想法是好的，因為是正面的。但是這是對事情的遠景，就像是我希望「明天會更好」，今天如何活好這個moment，即使接下來疫情沒有改善，要用一種怎樣的態度、精神狀態面對逆境，這才是比每一天記得住這「希望」更重要的事。個人而言，我並非每天都要活在「希望」之中，其實當天就是一種「希望」。活好今天，處理好今天的難事，明天能夠deal with 一些本來deal with不了的事，這反而讓人生更有「希望」。希望疫症好起來是一個願景，希望過後，我就會把它放下，不會常常想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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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我不記得有否提起這事，拍攝《長恨歌》時你出現了一些狀態，你自己也控制不了。作為導演，我在旁邊觀察，我覺得你當然「希望」自己能夠做得很好，有種「求好心切」的感覺。一直到《八個女人一台戲》，你變成了另一個人，你是否承認在《長恨歌》時有「求好心切」的狀況？
Sammi: 我想「求好心切」不是我處理整件事和角色時的心態，但有一部分的確如此。這「求好心切」是因為某程度上我對自己信心不足，所以覺得自己需要去prove一些事，但到了《八個女人一台戲》時，我沒了這個包袱，我已覺得演戲不是用來證明自己的一回事。當你的人生經歷多了，心態切換後，處理一個角色信心大了，演起來是截然不同的。我自己也看到自己演《長恨歌》跟《八個女人一台戲》有很大的分別。後者是很從容的處理，因為我很相信自己的能力；另一套是，某程度上我也很希望我能證明自己做得到，但心底又覺得自己其實有些不足夠，加上當時的病。我必須說depression令整個角色處理變得更困難。未處理好角色前，我不斷面對自己的壞情緒。其實，整個過程是非常辛苦，但現在回望，當時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能夠完成整部電影，已是當時的最好。
Stanley: 我作為導演，我覺得《長恨歌》時我們還未建立到intimate 的關係。我當時很心急，我感覺你當時無法聽到其他人的說話。
Sammi: 我想我其實處理不到，我在處理自己的depression，那已是個很辛苦的心路歷程。當時也曾暫停拍攝兩星期，無法繼續工作。我曾很用心嘗試跟身邊的人溝通，但其實我內心有很多由於depression的驚恐，每次去到片場都有驚恐的感覺，還要裝出一副無事的狀態。因此，的確未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去建立深厚的關係。
Stanley: 到了《八個女人一台戲》呢？
Sammi: 截然不同，經過多年後再見到你，好似見到一個從未認識的人那樣。我的眼睛打開了，《長恨歌》時雙眼好似蒙着了，都像哭着過；但《八個女人一台戲》我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身邊的宇宙都不同了，到我再次望向你，就像第一次認識阿關你。這才是第一次感受到你作為一個導演的好，非常享受整個與你溝通的過程。雖然本身認識你，但這又像重新認識你，你又重新認識我一樣。我非常享受你作為導演時的細緻，你如何與每個演員建立關係，甚至你在現場如何與每個人建立細緻關係，我都一一看在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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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因此，那「親密關係」不一定要常常約會食飯那種。無論是你說在《八個女人一台戲》重新認識我也好，或第一次認識我也好，那種「親密關係」其實是你對我的「信任」。
我又想談談「女性角色」這回事。小時侯跟媽媽去戲院看很多南紅、嘉玲的電影，都是女人戲，但我必須說真正令我了解女人是在我的媽媽身上。 我14歲時爸爸過身了，我是五兄弟姊妹的大兒子，媽媽一手帶大我們，她沒有改嫁，可能是怕我們做「拖油瓶」（跟母親改嫁的小孩），那種韌力令我印象深刻。Mother figure對我成長，同時作為一個男同志，我看到她影響很大。有人說母女關係更複雜，充滿love and hate，想知道媽媽對你的影響是怎樣的呢？
Sammi: 媽媽在成長過程如何養育我們的方式對我有一定的影響，但同時那影響不是那麼大，最終我也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她選擇結婚生子，就覺得幸福美滿，但對我來說，想追尋自己的生活方式時就會覺得媽咪那一套，其實完全不適合用在我身上。她對家庭的犧牲、對子女的付出，對我的影響是一輩子，因為我在當中看到無條件的愛。
但是其實生活上很多價值觀，我都未必同意，我照住她的路走是否又會快樂呢？成長了接觸更多不同的女性，更覺得永遠沒有一個role model，必須由自己找到自己的道路，別人的人生或許能夠給予一些啟迪，但不能模仿。必須要說，當我做決定時只要媽媽支持，我心中都會少一點驚慌，這是媽媽對我最大的影響，這是其他女性無法給我的。
Stanley: 剛才在休息時你提到你很喜歡閱讀，在文學之中有沒有一些很啟發到你演出的女性角色，你會否偏重看一些女性為主角的作品呢？
Sammi: 沒有特別這樣的偏重，但我會選擇不同地方的小說來看，因為我覺得不同的風土人情都有屬於自己的特質，寫的筆法也不一樣，透過看小說對我理解角色、劇本有幫助，閱讀小說令我對人性多了理解。
Stanley: 在我的電影中，很多人認為我的女性角色都比較強勢，像阮玲玉、如花都自殺，但相比之下男性角色弱小、猶疑不決，你作為女性與男性相處，也會常常處於強勢位置嗎？
Sammi: 與伴侶長期相處，很難只有一個面向，不可能長期強或長期弱，對方也會覺得很痛苦，適度的強，適時的弱是很重要的。當對方弱勢時，我就會肩負起強的角色，反之同理。這才是相處的平衡之道。
Stanley: 說到愛情，去到細水長流前必然有過激情階段，但經過長時間後兩個人可能轉化為家人關係，你怎麼看愛情？
Sammi: 很同意你的說法，從激情漸漸演變成細水長流的關係，這過程對我而言是很美好的。很多人會認為沒有激情便會覺得很沉悶，我反而會很傳統地想，能夠變成一種親人般的關係是非常難得的。試想人生身邊有幾多人會變成你的家人，和永遠同甘共苦的人？這種關係是我夢?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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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我看到你這些年來的成長，我自己也成長了，帶來了很多「釋懷」和「放下」。你覺得成長到有自信，到釋懷和放下，你對這過程有何看法？
Sammi:「自信」和「釋懷」之間沒有必然關係，有人可以很自信，但仍然無法釋懷。每個人的人生都必然經過執着的階段。
Stanley: 你的歌曲《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是關於找到自信， 那是你在藝演生涯哪個階段發生的？
Sammi: 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自信，年輕時的自信是比較虛浮、虛怯的，自己內裏是有很多不足的，成長後的自信是少了驚慌，因為經歷大小事情和換來智慧，有了更多底氣，對於未來有更強的自信心。
Stanley: 我的自信是在TVB時代做副導演時，很幸運身邊有許鞍華、譚家明導演作為我的一面鏡子，反映到我自己的一些優點缺點。你記到我們在西環拍《八個女人》時，你提起當年原來你住在石塘嘴，更在家中看着我和梅姐拍《胭脂扣》……譬如梅艷芳或者外國明星，有沒有一個演員歌手令你覺得，奉若神明的一面鏡子，最終幫你找到自信？
Sammi: 我們都希望在別人身上找到啟發或者共鳴但最終我發現，我自己找到最大的啟迪是來自宗教，很多人生尋求不到的答案，或需要的智慧，不是身邊人給予，反而是一本《聖經》。
Photographer: Luke Casey
Creative Director & Stylist: Sean Kunjambu
Producer: Katherine Ho
Makeup Artist: Ricky Lau
Hair Stylist: Billy Choi @Hair Culture
Photographer Assistants: Chester Siu & Scottie Wong
Fashion Assistants: Karen Tsang & Foxla Chiu & Marco Lee
Set Assistant: Eric Chiu
Post Production: Aly Studio
Cover Wardrobe: Giorgio Armani
Cover Watch: CODE 1159 by Audemars Piguet
Editor
Vogue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