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唱歌手和奢侈品牌之間的關係可以追溯到90年代，一位美國時裝設計師 Dapper Dan 透過仿製和改造 Gucci 的衣服，為當地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區提供高級定制服務，Gucci 逐漸成為在 Hip hop 圈中被頻繁穿着的品牌，亦成為衡量在圈子成功與否的標準。Dapper Dan 的大膽行為在時裝界引起了轟動及品牌的不滿，控告他侵犯品牌的商標權和版權，最終 Dapper Dan 的時裝店在1992年因訴訟而被迫關閉。出奇的是 Gucci 在 Cruise 2018 系列與 Dapper Dan 合作，重新構想了 Dapper Dan 於 80 年代設計的產品，該次的合作意味着奢侈品牌逐漸接受 Hip hop 文化進入高消費市場。
始於1970年的 Hip hop 音樂先在美國流行起來，起源於黑人社區街頭的 Underground 文化，屬於一種亞文化和藝術運動。1970年美國的經濟衰退令人口結構和隔離社區出現變化，非裔美國人、波多黎各人和加勒比移民主要居住的社區的狀況惡化，令犯罪、幫派暴力和貧困問題加劇。正是因為樂種起源地的貧窮潦倒，奠定了當時 Hip hop 音樂總是圍繞貧困、種族主義、非裔美國人在飛速發展城市之中的遺棄感為話題基調。Hip hop 成為了他們發洩憤怒的出口，外界認為 Hip hop 是充滿負面情緒、暴力和打破現有規則的音樂，難登大雅之堂。
奢侈品牌的定位恰恰和 Hip hop 文化相反，奢侈品牌與高消費和社經地位掛勾，使用奢侈品是上流身份的象徵，顧客希望透過使用奢侈品拉開與一般人的距離，展現其經濟能力，因此說唱歌手會透過炫耀奢侈品來彰顯自己的成功和地位。一個說唱歌手能負擔起奢侈品高昂的價格，證明他已經不像以往一樣過着窮困潦倒的生活。這種使用奢侈品牌的方式也成為了 Hip hop 文化的特點，亦透過時裝，打破種族歧視或限制。
時尚奢侈品牌一直由白人主導市場，以白人審美和文化作主導，掌握行業內的大多數話語權。因此以往的審美標準較單一。Hip hop 音樂受到大量年輕人的喜愛，漸漸成為主流音樂。Alexander Wang 展示2018年秋冬系列時，《VOGUE》首席內容總監及全球編輯總監 Anna Wintour 身邊坐着的並非皇室成員、荷里活明星、或雜誌編輯，而是出身於貧窮家庭的美國女說唱歌手 Cardi B，可見 Hip hop 已被時尚圈接受，並形成互惠互利的商業模式。
Cardi B 作為具影響力的唱說歌手，在《I Like It》的歌詞 ‘I like those Balenciagas, the ones that look like socks’，表露自己對 Balenciaga Speed Trainer 鞋款的喜愛。Balenciaga 欣然接受了 Cardi B 的示愛，合作開展2020年秋季系列的宣傳廣告，是自2015年以來首次有名人參與 Balenciaga 的宣傳，也是 Cardi B 有史以來第一次參與奢侈時尚品牌的宣傳廣告。
但 Cardi B 曾經在 Instagram 上炫耀家中滿櫃代表着上流身份的 Hermès Birkin Bag 時，被網民指責拉低品牌格調。除了說唱歌手身份不符合傳統「上流人士」的定義外，黑人女性的身份亦是令她受爭議的原因之一。即使各大奢侈品牌希望接納更多元化的文化和種族，但固有印象已經深入大眾心中。
奢侈品牌在意哪位名人穿上它們的衣服，身份、種族、出身都成為品牌的考慮因素，黑人 Hip hop 文化難以動搖白人文化，或取代由白人主導的地位。Hip hop 文化的入侵，打破品牌原有高高在上的形象，拉近奢侈品牌和普通人的距離。Hip hop 是平民化，甚至是被視為「粗鄙」的音樂和文化，草根文化進入奢侈品牌固然會引起部份人的不滿，但奢侈品對種族和多元文化的包容亦是市場上可見的改變。地下及黑人音樂文化的崛起，說唱歌手深受年輕人歡迎，MV 中經常出現的名牌打扮和金銀珠寶進入年輕人的視線。品牌在MV的高曝光率可以透過當紅的藝人，引起消費者的關注。
奢侈品牌認識到說唱歌手對品牌的影響力，頂級說唱天王 Travis Scott 個人品牌「Cactus Jack」與 Dior 合作的2022春夏男裝系列亦是高級時裝和街頭文化跨界結合的好例子，他不僅是品牌男裝創意總監 Kim Jones 的好友，在音樂領域的創作和影響力亦深深吸引着 Gen Z 的年輕族群們，兩者的合作碰撞出火花。同時，Louis Vuitton 宣布任命 Pharrell Williams 為新任男裝創意總監，認為其背景及經歷與品牌精神契合，這種合作模式能增加奢侈品牌的品牌認知度和市場份額。
說唱歌手和奢侈品牌之間的關係既可以是一種文化現象，也可以是一種市場現象，品牌擁抱多元文化，與時並進打入年輕人的市場，接受時代帶來的改變。時尚不只是擁抱上流精英，獨特和創新的精神才是時尚業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