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生的自我挑戰，是宿命
1980年，在電視台木人巷走出來的杜琪峯首執電影導演筒，《碧水寒山奪命金》之後，《開心鬼撞鬼》、《七年之癢》、《八星報喜》、《阿郎的故事》不斷締造了多元化的嘗試，那是他荷爾蒙最張狂的年華，也是香港創意與活力最澎湃的黃金時代。
八十年代的港產片，締造了無數永恆經典的瞬間。「七十年代我出道的時候，大廠牌已不是那麼多製作，邵氏、嘉禾也減產了，影業有點不景氣，反而小製片很多。適逢我們那一代最活躍的導演如林嶺東、徐克、許鞍華、譚家明有的放洋留學的新浪潮一代，或者電視台出身，孕育出大批人才。」杜琪峯不信懷才不遇，一個人若有表現，如錐在囊，無論在甚麼崗位，人家自然來找你，那是自己的路，也是果。
有果自然有因，《大隻佬》話齋。「我成日同年輕人講：若你不是歇斯底里地喜歡這一行，趕快轉行！是每個小時、每個時刻都在想；看到甚麼、感受到甚麼都跟電影有關，凝聚你的創作意念才可以發揮、拍出自己的作品。」杜sir霸氣說。
歇斯底里的作者某程度上「歇斯底里」是一種病，杜琪峯以自身經歷告誡新一代電影人，導演是整個繁星閃爍夢工業裡最難當、最辛苦的一個角色，「兼顧的事情最多，但回報可能最少的崗位。」但他還是樂意畢生的自我挑戰，那是宿命。
我說電影人都有當導演的終極野心，因光環亮麗。杜琪峯搶白：「一定㗎？！很多導演你已完全唔記得佢啦，做咗十年以上消失了也大有人在。」
不做電影，我甚麼都不懂做，也不可能在別的範疇重新再做。除非真的身體不行，或者出現甚麼我不能預知的事，否則拍到瓜（死）我都想拍，我仍然很想拍電影。
是電影選擇了我
自命幸運的杜sir 17歲輟學後在電話公司當學徒，1974年獲鍾景輝取錄入讀無線第4期藝員訓練班，在《民間傳奇》等劇中飾閒角，還要幫公司派信。畢業後轉任幕後，被甘國亮賞識轉任編導、師承王天林、劉松仁推薦他當導演，一直不乏伯樂。
「從送信由零開始，到我真正做到電視導演，大概是四年時間。兩年後有人找我去拍電影，這段時間我根本不知電影為何物。但你問我是否很喜歡這一行？開始時我也不知，一路下去我覺得自己真有興趣，或許不是我選擇電影，而是電影選擇了我。」
科技當道，當電影變成吸睛工程，杜琪峯最懷念菲林的細膩。他一直只專注拍在自己腦裡翻騰、暗湧的故事，不管是黑社會還是麻雀枱上，都重生活味道與人文溫度。杜琪峯認為，好導演必須懂得講故事。
追求票房不是問題，很多人常罵王晶『屎尿屁』，你做一次王晶俾我睇吓？你做不到。王晶堪稱全港有史以來票房收入最多的導演，別以為你踩他就等於自己高他一層，你沒可能！
「日光之下無新事，原創最難。」杜sir認為不應為別人去創作，其他人可以影響你、薰陶你，但絕不能抄。「不能說似誰，你就是你！你做出來、想出來然後人家說你似某人，咁有無問題？我覺得一啲問題都無，因為是你原創；一年全球過萬部電影，撞橋有甚麼出奇？重要是這條橋你怎樣想出來？是因為你用了甚麼去講故事，你的vision是甚麼？如果為了似誰刻意複製，就錯曬！」
「學我者生，似我者死」，杜sir更以作曲家比喻。「原創最重要，一個作曲家怎會容許旋律不是他自創呢？編曲、演繹可以不是他，但曲調不可以。」
破格、創新、玩估佢唔到，成了杜琪峯作品的簽名式。代表作《槍火》明明可以玩飛車追逐，他改為在封閉的狹小醫院拍成處境戲，講「槍火無眼、人間有情」；《華麗上班族》用百老匯式音樂劇形式去說職場如戰場的故事；在沙士香港最灰暗的時候拍《柔道龍虎榜》回想七十年代香港精神；《大隻佬》以佛偈形式柳暗花明的揭示「人生選擇」與因果；《我左眼見到鬼》牌面是輕鬼片看過後卻驚嘆是經典愛情片；另一部經典喜劇《嚦咕嚦咕新年財》都有命題、有寓意，「越爛嘅牌越要用心去打。」種種心思，都是因為他深信電影存在社會責任。
放下搶耳掌聲，杜sir是哪個階段頓悟「導演之道」呢？
拍商業片更明白電影的玩法
「大約30多歲，我頓悟自己若要繼續在電影上發展，必須成為一個『作者』；另外最大的轉變，我想擺脫所謂『技術型導演』的桎梏。譬如《阿郎的故事》、《八星報喜》若不是發仔做主角，會否一樣賣座？我拍出來的戲若不行的話，那個不是人家發仔的問題，是杜琪峯的問題！」
於是，他在有意轉行前終極一試，拍自我的作品。「就在邵氏拍唔理票房的『杜琪峯作品』，那時候劉青雲還未得，方逸華讓我拍了《無味神探》。我不太滿意，因為始終排除不了一些東西，但就很個人、很理想化。」「率性」過後就回不了頭，杜琪峯發現自己深愛電影，便成立了銀河映像，與韋家輝拍住上，「他和我合作多年，其實我倆對哲學、宗教、人生都有相似的理解，很想用電影去講。」韋家輝曾形容是上帝送杜琪峯這拍檔給他，更以「我是大腦，他是大佬」形容彼此關係。
杜sir的確成功一手拍商業賣座片，另一手則拍有他簽名的作者電影，他一直認為兩者並無矛盾，浮現了一種新的杜氏共識。「不是我不喜歡票房，不是那樣，我當然需要觀眾，喜歡別人去戲院看我的電影。」杜sir一針見血：「一個導演你先要學會說故事，不一定橫空降世就做藝術導演，要不介意先做商業電影。你能夠處理商業的電影，你更明白電影的玩法。追求票房不是問題，很多人常罵王晶『屎尿屁』，你做一次王晶俾我睇吓？你做不到。王晶堪稱全港有史以來票房收入最多的導演，別以為你踩他就等於自己高他一層，你沒可能！」
21世紀有當下的挑戰，21世紀也有當下的機遇。身為過來人，杜琪峯一直很疼惜香港的年輕創作人，沙士後見港產片年產量急跌，電影人紛紛北上，2005年當選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後，杜sir便發起「鮮浪潮」，以競賽形式資助年輕人拍短片、辦短片節於戲院放映這些作品。18年來計劃成功提拔多位新導演，銀河映像的《樹大招風》就由三名出身鮮浪潮短片比賽冠軍的導演執導。上屆仍獲藝發局資助逾300萬，今年首次不獲資助，杜sir早前接受訪問時坦言，仍會「撲水」支持這「親生仔」，「希望撐到80歲！」
「為乜浪費口水同人理論？」
對於政府削資源，杜琪峯當然失望，更認為若將一切政治化，社會就沒有進步。「我不覺得做不做鮮浪潮對我很重要，我只是盡能力去幫香港做件事，為甚麼要浪費口水跟人理論？」
杜sir回憶，年輕時沒想過在電影界靠關係，不想被人看扁。「以前哪有政府錢？哪有那麼多人幫你？你得就做導演，唔得就唔得。走了近20年，這段日子裏面各方面不只是我們鮮浪潮，都對年輕一代比較體諒。」比起過往，杜sir認為年青一代對社會、政治的關注，比他那個時候多很多。
不過，與此同時，他又感覺未知是否「養分太多」，「電影人好像很多東西未知道，即是說，還未經過考驗已經開始拍第一齣戲，能勝任嗎？」
近年與年輕電影人交流，杜sir感覺奇怪：「為何咁多戲你哋未睇過？咁多理論好似唔知？點解你哋會係咁？我無讀過（電影），但我一直睇好多戲，每逢周末我把所有電影看完，十多小時工作過後所有休息時間全部俾電影，現在看不到他們的passion。如果你不是真心想做一個電影導演，你要考慮一下，因為廿多歲很快就三十歲。三十多歲前你還可以轉行，有時你當初以為自己係，但其實唔係，應細心去分析自省。」
另一個很現實的觀察：志在培育電影業新血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十年來，有14部電影獲資助上映，但14名新導演之中只有兩人完成後續的第二部作品，杜琪峯對此現象也有話說。「有了第一步的機遇，第二步走不到的原因是甚麼？是你根本免費，還是你只是腐碌？是你發揮不到所以就沒有然後了？你要對自己的理念有很清楚的調節。我又看到，有些人根本第一步就唔得，不是做導演的材料。」他認為，每一個作品出來之後都會有一個價值，資深電影人可以看出一個導演究竟有沒有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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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走條路出來
值得一提是，自省意識強烈的杜琪峯拍完第一部電影後，也曾經義無反顧的磨劍六年，才開第二部戲。「我那時是不同的，當時我是故意的。拍完第一部戲後我覺得我自己對電影的認知實在太膚淺。電視我可以應付，但電影完全不同，那是很個人、很考驗你創作能力、表達能力、表達方法的藝術。」師承王天林、被著名攝影師「火雞鍾」鍾志文指導一番後，杜琪峯甘之如飴的返回電視台深造關於電影語言的敘事技巧、做電影副導。「電影公司不會亂浪費自己的錢，他們給你一次機會，看你的成績怎樣，你才有第二個機會，自己走條路出來。」
鑽進電影場景，杜琪峯有股大佬的氣場；戀戀人間風景，他又不時與世界保持距離，例如他拒絕用智能手機，又同時擁抱科技。「我不抗拒科技，但我不會給科技太影響我的生活。如果AI可以寫劇本又寫得好，無問題！但十年內，我不覺得它會取代人類，例如演員、導演、編劇、攝影暫時都不能，未來則不敢說。」
2022年，杜sir牽頭，連結七位香港著名導演，各拍一條約10分鐘、香港不同年代故事短片，向菲林致敬，拍出「忘不掉的過去，留不住的當下，看不到的未來」，杜sir重申：「香港很溫暖。」
如果AI可以寫劇本又寫得好，無問題！但十年內，我不覺得它會取代人類，例如演員、導演、編劇、攝影暫時都不能，未來則不敢說。
往事歷歷如昨，前路漫漫可期。「不做電影，我甚麼都不懂做，也不可能在別的範疇重新再做。除非真的身體不行，或者出現甚麼我不能預知的事，否則拍到瓜我都想拍，我仍然很想拍電影。」杜琪峯眼神堅定，猶如去年在柏林影展說了苦口婆心的一席話：「要支持電影，因為佢會代你發聲。」
雲淡風輕的年代，已經回不去了；換了風譎雲詭的場景，我期待香港也會出一個94歲仍緊握導演筒的奇連伊士活（Clint Eastwood）。
Editor
Tinny Cheng
